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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审判权等明确、具体的公权力类型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充当了人民与相应的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制度化的授权管道，这一管道当然不能把相关权力据为己有。

透过这些争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该制度的优势与不足。合宪性咨询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中世纪法官为君主提供法律建议的实践，并在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被带到世界各地，成为部分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特色。

虽然域外国家法院同样可以采取相同措施化解民众对审查结论的质疑，但司法的中立性决定了在法院和民众之间缺少规范上的问责机制，法院完全可以对民众的质疑置之不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指出，修宪应当征得各省的实质性同意虽然不是一项法律要求，但构成一项宪法惯例[12]。即便在建立了合宪性咨询制度的加拿大，也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对该制度的运用导致太多的抽象争议进入法院，而在缺少具体争议和相关事实的条件下，法院很难给出周延的意见[18]。[9]Patrick C. McKeever and Billy D. Perry, The Case for an Advisory Function in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50， no.4 (Summer 1962): 785.[10]根据奥利弗·菲尔德的研究，在美国允许合宪性咨询的各州，从提交咨询申请到获得咨询意见平均用时29.8天。以魁北克为首的八个省份认为，联邦政府未经各省同意的单边修宪行为违反了宪法惯例，遂发起合宪性咨询程序。

更重要的是，合宪性咨询可能导致民主责任制的退化。不过，该条规定较为简单，据此而进行的询问答复程序不甚明确，答复意见的效力也比较模糊[28]。[33] ‘No bill of attainder...shall be passed. Sec.9 Art.1.[34] United States v Brown,381 U. S.437(1965).[35] Id.,442.[36] 刘顺道：《个案监督不宜实行》，载《学术界》2004年第1期。

拉伦茨曾表示，就法律的客观目的论解释而言，其标准可来自被法律所规整之事务领域的结构，也就是连立法者也不能改变之实际的既存状态，之所以要求应依此解释，因为法律应该以追求适合事理的规整为目标。换句话说，地方各级人大与全国人大都是人民初始授权的对象、拥有宪法直接承认的地位。[21]可见，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组织意义上是强调全部的国家机构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起点来进行机构创设，而不是仅仅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起点。根据《宪法》第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何华辉教授曾对此作经典评述，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这些权力及其具体行使方式，应当符合监督的本义——获知信息、诉诸公论、形成压力，应当符合作为普遍宪政原理的分权原则或分工原则，不取代、不取消被监督者，也不破坏被监督者的法定职权的完整性、独立性。[58]（二）政治象征在当代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象征价值，即，通过它的运作，可使得有关国家机关、政策或特定事项获得在宪法秩序内最高程度的正当性支持。

实际上，对审判权等明确、具体的公权力类型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充当了人民与相应的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制度化的授权管道，这一管道当然不能把相关权力据为己有。[20] 何华辉教授的表述存在不一致之处，如体系化地理解他的观点，他实际上没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所有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但作为组织原则，他是明确同意的。[33]原因很简单，涉及具体当事人的个人权利的减损、剥夺，必须由司法机关经由必要的正当程序而作出决定（判决），而不是由代议机关越俎代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布朗案[34]中曾指出，禁止褫夺公权条款不止是作为一种狭义的、技术性的（对国会权力的）禁止，而毋宁是在践行分权原则，是防止立法机关行使司法职能——即大会审判——的安全阀。

[42] 法国从大革命期间直到民法典通过之后，经历了三种处理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的模式，即，从提请立法机关解释、演变为提请附属于立法机关的专门机构解释、再演变为设立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负责法律解释，实际上承认了专属于司法过程的法律解释之客观需要，也承认了这一权力。第二，功能最适理论提出以来，并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来判断何以最适，以至于违宪审查的分析框架仍然主要维持在为人熟知的审查密度三阶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可谓提出了好问题，但尚未交出好答案。宪法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将常委会与大会视作一体，1982年《宪法》修改的重点和亮点之一是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这被广泛认为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力举措。上述为全国人大监督审判机关划定界限的原理，对于分析其他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同样有启发意义。

[52]本文认为，非常设机关这样一种规范定位所引发的机构行动能力方面的后果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1）非常设机关意味着，该宪法主体不得演变为常设机关，否则，就会出现两院制——不论两院制是否在政治上见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作为一种制度选项已经在1982年被否决了。[28] 卡尔·罗文斯坦将现代国家的政体分为立宪民主与独裁两种，凡政治权力的行使是集中在单一权力持有者手中，即为独裁。

[35]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国的宪法体制与权力分工安排不会允许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僭越行使审判职能或干扰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48]越是增强常委会的行动能力，就越是展现了大会的权威，也越能够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参见肖蔚云：《关于新中国的制宪权》，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纯粹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那么上述宪法条文就会成为循环逻辑，即全国人大可以行使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3]——这相当于没有提供任何法定标准或权力边界，从最低限度的形式法治或立宪主义原理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6] 参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该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以‘规范对应‘事实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全国人大根本是一个不适合行使立法职权的机构。其二，因为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承认任何特定国家机构可集中行使其他机构之宪定职权，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依凭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身份而行使无限权力。监督其他机关行使其法定职权，关键是从旁查看、督促、给予压力，而不是包办代替，不能否定后者行使其职权的完整性、独立性，不能导致代替其行使该职权、或彻底剥夺其职权的效果。

第三，与上述要求相得益彰的就应该是，国家权力机关对监督权的行使应当符合监督的本义，应当与自身的人员构成、能力与工作方式相匹配，从而避免进行不专业地、低效率地、非建设性地监督。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20]刘松山教授也指出，民主集中制适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与适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下各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是大有区别的。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5页。

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这两款文字的字面含义是很清楚的，人民作为主权者，既向全国人大授权，也向地方各级人大授权，不存在先向全国人大作一次性完整授权、再由后者将权力转授予地方人大的逻辑。

参见黄舒芃：《功能最适原则下司法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区分——德国功能法论述取向之问题与解套》，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九十一期。以立法权为例，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仅能在大会闭会期间对此类法律进行不抵触基本原则的补充和修改。林来梵教授认为，1954年制宪过程（他认为这是新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制宪）中，制宪权主体是人民，行使制宪权的特别代表是多样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仅为其中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制度对全国人大行宪遵宪的状况保持沉默，毋宁凸显了创造性地发展宪法监督方式、扩展宪法监督范围的紧迫性，[10]而不是全国人大在法律上不受限制或享有无限权力的证明。

[56] 所谓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或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提法，在我国人大制度语境下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其预设了一种来自基层劳动者群体之中的、不脱离劳动实践与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形象，与非专职主义代表观高度契合。立足规范宪法的立场，由上述两项标准可知，对于全国人大的各种行为，不能不加以甄别、评价。

但是，我国国大人多，有五十多个民族，两千多个县，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地方、各方面、各政党在全国人大中都需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数少了不行，这反映了宪法修改机构以及各方面对于代表属性的理解。但本文认为，宪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请注意，吴教授的论述都是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相对关系的意义上展开的。事实上，韩大元教授在论及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界限时，就提出了很相近的标准。

第二，充当公权力监督者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以尊重被监督者之核心职权的方式行使该监督权。See Martin Loughlin, The Idea of Publ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85-87.[30] 前引[14]，蔡定剑书，第10页。我们可以将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并组成相应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仅仅视作在物理上将宪法已明确规定的机构予以创建，从而与宪法的授权逻辑剥离开——即全国人大在建置上依赖于下一级人大的特定行为，但是在权力来源上直接与宪法产生联系——但如上文所述，这至多表明，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获得了宪法的直接授权，也仍然没有排他性地拥有来自宪法的授权。他亦指出，在这一体系中，分权制衡起到了巩固、而不是限制主权的作用。

[66] 相关历史背景，参见前引[53]，《彭真传》编写组书，第1432、1440页。[63]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理解，这种常委会先行审议法律案的安排，是为了使一年仅开会一次的全国人大所面对的法律案具备较好的审议基础，得到充分的审议。

与此不同的是，如特定主体将其宪法上所获权力授予其他主体，则不属于人民的初始授权，被授权者也不能在此意义上主张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参见前引[21]，刘松山书，第61页。

自此，凡是遵循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以此原则作为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44]黑塞教授指出，当功能与机关的构造客观上彼此联系，那么这便意味着：当某机关的结构与由它所行使的基本功能之间不适配时，这样的功能行使与分配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